陆扬：塔利教授您好！很高兴能在上海见到您。我对您的新书《处所意识》（Topophrenia）很感兴趣，请问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

　　塔利：“topophrenia”是我首创的一个概念，我想表达的是“place-mindedness”，即对“处所”有所意识的精神状态。“topo-”这个词根来自希腊语“topos”，它在哲学里面表示“处所”。这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处所，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点。“phrenia”可能会让人联想到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但我并不想用“topophrenia”这个概念指代一种疾病，只想用它来表示我们对处所的焦虑与恐慌。著名文化地理学家段义孚有个概念叫做“恋地情结”（topophilia），它指的是我们对于某地的热爱。而我认为，当我们在某个处所之内（或之外）的时候，我们对它的感受不一定是快乐的，有时也会感到焦虑。这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焦虑（angst），尤其是当我们在某个地方颠沛流离、迷失方向的时候，我们会意识到这不是自己熟悉的地方。因此，处所意识包含了空间迷失的焦虑，它召唤我们在认知层面为处所绘制一副地图。绘图有助于我们想象自己与处所、与他人的整体关系，这就是我在此书的导论部分提出“绘图之紧要性”（cartographic imperative）的原因。

　　 陆扬：您多次重申，您与贝特朗·韦斯特法尔（Bertrand Westphal）的“地理批评”（geocriticism）有所不同，按照我的理解，是不是您更注重文本分析，而韦斯特法尔则垂青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涉及到的个案能不能举例阐述？

　　塔利：是的，韦斯特法尔比我更加注重跨学科的研究。虽然我们对“地理批评”的理解和使用不同，但我们是朋友而不是对手，我的这本《处所意识》就是献给他的。我认为我们最大的不同在于，韦斯特法尔团队专注于“地理中心”（geo-centered）的研究方法，他们先挑选一个地点（可以是一座城市或一座岛屿），然后开始搜集与它相关的各类文本加以研究。文本可以是一首诗、一篇小说、城市规划书、旅游手册、政府公文等等。韦斯特法尔反对“自我中心式”（ego-centered）以某个作家为主体的研究方法，他认为这种方法局限性很大，因其只关注乔伊斯的都柏林、福克纳的密西西比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彼得堡……但我恰恰比较喜欢这类“自我中心式”研究方法，比如我的博士论文就专注于麦尔维尔《大白鲸》的南太平洋叙事（而不像韦斯特法尔那样关注同一空间的不同声音和视角）。韦斯特法尔也承认，自己的问题在于搜集材料的边界是不明确的，十本、二十本还是更多？而我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在我讨论麦尔维尔的文章中，我就从一篇文本出发探讨里面的空间、地点是如何被表征的，还从它的绘图中看到了隐喻的社会关系。我读大学的时候就用过“地理批评”（geocriticism）这个词，但是直到2008年才在学术会议发言中正式讨论这个概念，该文2011年才正式发表。现在，作为“地理批评与文学空间研究”（Geocriticism and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丛书的主编，我不想把地理批评作为某种特殊的方法论，而是把它看作一个新的视角，能对各个领域有所启发。这个系列现在已有30余本专著和论文集，覆盖面很广。例如，有一本书分析了伍尔夫小说里的各种房间，还有一些关于拉丁美洲、非洲文学的空间研究。丛书的编写从2013年开始，2014年出版了第一本书（ Emily Johansen, Cosmopolitanism and Place），之后也出过有关文学绘图、萨义德、地理批评、生态批评相关的种种专著或论文集，这些作品涉及到很多有趣的话题，值得深入研究。

　　陆扬：您刚刚提到生态批评和地理批评，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它们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塔利：生态批评与环保运动息息相关，涉及到绿色政治、资源循环、可持续能源等等，它就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一样从社会运动中萌芽而生，最终运用到文学批评之中。虽然地理批评也会牵涉城市规划、建筑规划中的政治因素，但我不认为它的核心关切是空间中的政治，它和政治运动的关联没有生态批评那么紧密。虽然地理批评与生态批评的研究范畴会有重合的地方，例如风景描写、城市化进程的表征，但生态批评更加关注环保运动和意识形态，而这不是地理批评的核心问题。

　　陆扬：地理批评和传统的作品环境分析有什么不同？流浪汉小说用环境串联事件，由此成为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19世纪小说中的典型环境描写，这一切跟地理批评又有什么不同？

　　塔利：流浪汉小说、旅行小说的确会与空间发生关联。这个问题其实和文类（genre）相关，某些文类比其他文类更具空间性、更加关注空间问题。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就认为乌托邦小说是一种具有空间性的文类。乌托邦空间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空间，就像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它不会向我们展示在时间中展开的情节，而是通过种种画面和图像向我们展现空间的样态。乌托邦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往往没有痛苦和辛酸，因此，乌托邦故事缺乏戏剧性，不够精彩，只是描述这是一个怎样的空间。它们总是向我们呈现政府如何、学校如何、教育如何，而非强调时间的流动性，也不是线性地讲述一个故事是如何发展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乌托邦叙事是外在于历史的，它们只需呈现某种终极状态而无需交代这种状态是如何达到的。乌托邦往往存在于历史之外，也在空间上与我们身处的世界断裂，就像莫尔的乌托邦是一座岛，它本来与陆地相连，后来才被分离出去。莫尔之后的乌托邦小说大多发生在未来，例如一百年之后，这就是时间上的断裂。总之，它与我们身处的世界割裂。

　　陆扬：您能否再详细阐述一下地理批评与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环境批评有何不同？

　　塔利：我感兴趣的是空间被描述、被表征、被想象（或再想象）的方式，这在马克思喜爱的小说家巴尔扎克以及美国浪漫主义作家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那里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巴尔扎克描绘的空间往往是城市的、现代的写实空间，而库珀描绘的则是纽约之外的丛林空间。我认为巴尔扎克受库珀的影响很深，他对巴黎城市空间、街道景观的建构取材于库珀对北美丛林的想象。虽然他使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但其中包含了奇幻的营造。我记得狄更斯小说中有一个情节——有个人在门的背面看到门上挂着一个词“mooreeffoc”，他很好奇门内是个怎样的世界，推门进去之后才发现，这只不过是“coffeeroom”（咖啡厅）的镜像。这就是狄更斯的现实主义手法，有时，庸常无聊的日常生活也能像那间“coffeeroom”一样看上去很魔幻。这表明，即使是见惯不惯的日常空间，我们也能从中解读出不同的内涵。传统环境批评所做的工作大多是地理批评正在做的事情，我不想将两者区分开来，而是想将它们放置在某种对话关系中互相借鉴。就像奥尔巴赫的模仿论以及卢卡奇的现实主义批评，它们虽然不太提及空间概念，但是空间问题对于理解他们的理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在我的新书《处所意识》第六章，我提到了卢卡奇文本中的绘图问题，作为一名在一战时期写作的理论家，卢卡奇文本中与空间有关的元素被我发掘了出来。

　　陆扬：如果将空间问题追溯到两希文化的源头，例如阿伽门农的迈锡尼、阿喀琉斯的斯库罗斯岛、俄底修斯的伊大卡，以及赫克托的特洛伊，这些地名对于文本叙事本身意味着什么？《奥德赛》中俄底修斯历经万水千山，千辛万难回到故土伊大卡，按照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的说法，那是展现了人类的心路历程。地理批评对此有何新见？

　　塔利：我很喜欢这个问题，因为我会在课堂上讲授荷马史诗，尤其是《奥德赛》。古希腊史诗中的地名很有意思，史诗往往会对地名有所描述，这使地名本身成为史诗的一部分。例如，在《奥德赛》第9卷的开头，当俄底修斯告诉斐西亚人他来自“伊萨卡”时，他注意到伊萨卡“是一个养育儿子的好地方”，这给这个地方和这个故事增添了一些令人心碎的元素，因为我们知道，俄底修斯已经将近二十年没有见过他儿子（和父亲）了。同时，他所经过的一些地方也在名字中暗示了他所经历的种种障碍。这意味着如果要成为一个聪明、成熟的人，这些痛苦是必须经历的，所以这些地点也就成为俄底修斯成长经历的一部分。对荷马来说，古希腊人心目中的地中海世界受制于他们的视野，但每个地方都是有意义的，它们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而是被附加了许多含义，例如独眼巨人（Cyclops）和塞壬（Sirens）所在的地方都意味着危险。我认为在《奥德赛》中，每个地方的意义都内在于特定的故事情节和特定的神明。

　　陆扬：再看《旧约》，请问《创世记》中亚伯拉罕（Abraham）献祭的摩押地（the land of Moriah）是在哪里？文中说到那个地方距离亚伯拉罕住地不远不近，刚好三天路程，这意味着什么？地理批评能够在这里展示出什么新的批评视野？

　　塔利：在《圣经》文本中，某个地点的意义必然是重要的，它可以折射出当时人们对于世界的感知与体验，也可以反映出上帝让某事发生于此地的用意和目的。然而，地点的意义往往是非常神秘的，它是由神启的方式给出的，而不是用科学方法推测得来的。文学中的地理批评就是要通过这些地点所透露的神启意义揣测上帝的意志。或许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这座山（摩押山）的确切位置很感兴趣，但是，阅读相关的文学文本却不需要把它还原为现代地图上的精确坐标。三天的时间对这个故事来说是有意义的——你可以想象，在这三天的时间里亚伯拉罕的信仰遭受了进一步的考验——后来的基督徒可能会将这三天与耶稣受难的三天联系起来，联想到死亡和复活。在此，我们看到地理空间带有隐喻的意义：它们将展示出地理、地域性和地形对孕育出这些诗歌、故事的文化是多么重要，同时也展示出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如何受地理景观所影响。

　　陆扬：《旧约·雅歌》里多以城市来比喻书拉密女，如书拉密女自比基达的帐篷；良人对她说，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4:1），后来又称赞佳偶说，你的美丽如得撒，秀美如耶路撒冷（6:4）。以及你的鼻子仿佛朝着大马士革的黎巴嫩塔，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迦密山（7:4）。这些身体的比喻似乎不可理喻。地理批评在这里能够有何作为？

　　塔利：《圣经》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本神圣的书。从处所意识的角度来看《圣经》，它将自然空间、人造空间以及它们的隐喻义和人体联系了起来。17世纪法国作家斯居黛里（Madeleine de Scudery）绘制了一幅“温柔乡地图”（Carte de Tendre），它展示了一个女人的身体如何被她的情人成功地比作自然景观，例如把头发、鼻子比作山川河流，这样的比喻感性地揭示了通往爱情的正确道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表明我们对空间或地理的想象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的思维。回到《圣经》这类比较神秘的文本，由于上帝把这些地方分给犹太人并使它们成为圣地，所以这些地方理所当然就是美丽而神圣的，而空间上的美又会让我们联想到女性身体的美，这样一来，古人用女性身体来隐喻某个地方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从情感地理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或许还会有更多新的发现。

　　朱立元：前面谈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典型环境”概念，我想补充一个新的问题。在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一封信里，他在基本肯定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的同时，也批评了它的不足。小说叙述了伦敦东头的一位无产阶级姑娘被资本家引诱、欺骗、抛弃，由此反映出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一面。恩格斯认为，从揭露现实的角度来说，这篇小说是很好的，但是它没有写出工人们的反抗意识和他们的崛起。整个19世纪70年代是欧洲工人运动发端的年代，时代已经变了，所以小说中的典型环境也要跟着改变，为什么《城市姑娘》中伦敦东头的觉悟比较慢、工人阶级还没有觉醒呢？因为作者没有看到“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所以，这篇小说中的环境不够典型。一个环境的典型与否取决于作者能否看到时代发展的前景，假如还停留在过去的年代，看不到工人阶级的觉醒和时代的反抗，这样的环境描写就不够典型。所以，典型环境的塑造需要作者对整个社会现实和时代发展具有充分而深刻的体察，只有这样，文学作品才能站在时代前列、表现时代精神。我觉得这个问题与地理批评的关系非常紧密，环境批评是有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的，而地理批评也能对此有所作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那个年代还没有“地理批评”这个概念，但我认为，即使是政治性和介入性很强的小说，也能有地理批评发挥的空间，为什么伦敦东头是这种环境？东头与整个社会环境、与英国（甚至欧洲）的大环境又是什么关系？刚才您讲到卢卡奇现实主义理论中的空间问题，我想卢卡奇对这个问题一定是有所关注的。所以，我认为地理批评可以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批评作出新的阐释和新的补充，它不完全排斥政治，也能与意识形态批评结合起来。

　　塔利：我同意您的观点。我自己讲课时会经常涉及19世纪小说，这段时期正好是浪漫主义过渡到现实主义、然后又从现实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的时期。同时，这段时期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发展自己理论的时期。他们的理论对后人（例如卢卡奇）具有深远的影响，也对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批评影响很大。他们强调的现实主义并不是要回答现实中有没有龙、有没有宇宙飞船之类的问题，而是要叙述那些常见的、合乎情理的故事，这就要求小说具备日常生活的现实质感，就像这件事应该发生在生活中一样。因此，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反对传奇、奇幻的故事，也与后来的现代主义叙事针锋相对。地理批评与文学绘图追求对于现实的真实感知，探究如何真实地表征我们所处的世界，这就要我们思考读者怎样为小说绘制一幅认知地图、作家怎样如实地描写一个街道等等一系列问题。詹姆逊曾认为，现实主义小说需要读者去绘制一张地图，由此将碎片化的、流动的、难以表征的、瞬息万变的现代世界整合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意义上，詹姆逊把这种认知性的绘图方式称为“现代主义策略”（modernist strategy）。在我自己的研究（例如Topophrenia）中也提到，文学绘图是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的，但它也必须面对奇幻的东西。虽然绘图可以如实再现我们身处的世界，但是我们仍有必要想象其他的世界（就像乌托邦那样），因为哪怕是最符合现实原则的地图，它们在本质上仍然是奇幻的，就算我们想呈现出非常写实的街道，地图上的线条也完全不能和实物相提并论。因此，图像的隐喻机制在现实世界中很常见，我们只不过是用一种符号系统来表征现实。同样，文学也在用一套符号系统表征我们身处的世界，其中必然包含一些奇幻的因素，况且文学中的认知地图也有可能是想象世界的地图，就像托尔金《霍比特人》中的地图，它们不是现实世界中的地图，完全不是现实的表征。在这个意义上，地理批评的研究对象就不局限于现实主义小说，它面向的是更广阔的世界和更多元的文本。刚刚您提到伦敦东头与整个英国、整个世界的关系，这个问题其实是很符合文学绘图观念的。詹姆逊的认知绘图一直强调我们必须通过想象去探究一个具体的地方与更大、更抽象的空间的关系，这和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典型环境”概念既有共通之处又有不同之处，能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带来新的见解。相比于恩格斯，马克思本人对文学文本的讨论更多，他也会关注诸如吸血鬼、幽灵、僵尸这类奇幻的形象。詹姆逊从中看到了寓言的价值，比如《城市姑娘》中那个在伦敦东头穷困潦倒的姑娘可以是世界经济结构的寓言，她也能和更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相互关联。因此，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实则代表了她所寓言的世界。詹姆逊曾经分析过电影《大白鲨》（Jaws），他认为虽然它没有直接呈现政治性内容，但却包含了非常现实的政治象征意义，这便是一种政治无意识、一种我们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焦虑。在我今年发表的一篇文章“The End of the World as the World System”中，我讨论了末日电影中的寓言问题。在过去的十年里，好莱坞至少有30部末日题材的电影问世，它们在观众中很受欢迎。从詹姆逊的角度来看，观众可以在世界末日的想象中联想到资本主义的末日、科技的末日、世界体系的末日……这些都是寓言批评的某种形式。寓言将这个复杂的世界简化为简单明白的图像，这样才能使人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进而改变世界。因此，末日电影依旧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明显的政治意图。

　　朱立元：您说的很有道理。请问寓言批评怎么和地理批评产生紧密的关联？感觉您讨论的更多地是修辞层面的寓言解读，貌似其中的地理空间属性不太明显。

　　塔利：我所提倡的是一种面向空间的地理批评方法，这种空间可以是想象的空间（space），不局限于现实中存在的地点（place）。世界末日电影中存在着某种同一类型的末日空间，同时，具体作品中还有特殊的小空间，例如家庭空间、工人阶级空间、社会空间等等。我在论文中讨论的电影是《2012》，电影的主角杰克逊是个小说家，他和妻子离了婚但他依然爱她。电影的主要情节就围绕着杰克逊在世界末日拯救他的家庭而展开，镜头始终聚焦在他的家庭中，似乎他拯救了家庭就拯救了整个世界，与此同时，其他家庭的牺牲就被遮蔽了。因此，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成了这部电影的核心关切。虽然电影本身是糟糕的，但电脑特效为我们建构了这样一个末日空间，让我们看到地球板块的碰撞、建筑的倒塌、洛杉矶的毁灭……这种通过电脑特效来表征和想象空间的方法同样也是空间意义上的“绘图”。

　　陆扬：在袁源对您的采访中，您说您使用的“文学绘图”（literary cartography）这个术语不是指作品中有或没有地图插图，而是指作家写作过程中表征和想象空间的方法。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玄乎？多少像是泛泛而论？可以具体解释一下吗？

　　塔利：我对“文学绘图”这一概念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詹姆逊的“认知绘图”（cognitive mapping）概念，它的意思是要给叙事赋予形象，同时记录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和后现代状况中所面临的空间混乱与社会混乱。这一概念结合了凯文·林奇（Kevin Lynch）的城市漫游者理论与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理论，前者试图在精神上绘制城市空间的地图，而后者则把它视为现实矛盾的想象性解决。詹姆逊后来承认，认知绘图终究是“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的代码，这是一种很难被人注意到的代码，它可以用来记录“后现代所隐含的新空间性”（new spatiality implicit in the postmodern）。事实上，我相信在视觉和语言之间、在图像和文本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竞争，假如我们像某些人一样用实际的地图来“绘制”一部文学作品，我们就已经脱离了文学语境（即文字、语言、比喻、形式），抛开了文学。在福克纳的小说中，约克纳帕塔法的社会空间以及体验这种空间的方式与任何图像化的“地图”相比是完全不同的。这并不是说这样的地图不值钱，而是说它与《喧哗与骚动》所绘制的认知地图大相径庭。一些作家或文本比其他人更明确地表现出地理特征（例如旅行叙事），但在我看来，所有文本都是各种形式的文学绘图，其中，绘制的空间不仅包括地形或建筑，还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共同体。因此，精确的街道、山峰或河流并不是文学绘图最重要的方面，更重要的是文本塑造的整个世界或使整个世界变得更有意义的方式。

　　朱立元：地理批评或空间批评对我们重新阐释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定的拓展作用。恩格斯批评斐迪南·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就讲：“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恩格斯认为，唯有德国戏剧和英国戏剧融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戏剧的未来。他的论述反复强调德国和英国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两种空间，它们的民族文化、地理环境与历史进程都是不同的。从当时欧洲的整体情况来看，德国在政治、经济、艺术等方面是落后于英国的，但是它在思想上担任“第一提琴手”，产生了康德、黑格尔等等最伟大的思想家，这是一种不平衡的表现。我认为地理批评能在这方面大有作为。德国、英国不是想象的空间，是真实存在的空间，在不同的地域空间里面，社会、经济、文化、民族、历史的发展各不相同，它们培养出来的作家、艺术家、思想家的成就也是高低不同的。在我看来，正是真实的地域空间的区别导致了各国艺术的不同特色。这是我对地理批评的一种补充性思考。

　　塔利：我赞同您的说法。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地理批评之间需要更多的对话，而且欧美学界对中国学界的认识非常有限，对话将有助于我们分享彼此的观点。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在我主编的系列丛书中收录中国学者有关文学地理学的著作，这应该会在西方世界比较受欢迎。

　　朱立元：是的，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正处在蓬勃发展的阶段，许多学者都关注到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空间因素，并把它们和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地理空间联系起来，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文学阐释和文学批评。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讲文学中的“江南之路”，作者发现《世说新语》中的很多条目都和江南的道路、空间相关，例如两晋之际由北向南的迁徙之路，文中多次出现“南渡”“过江”“北来”等南北空间概念，而“过吴”“出西”则勾连起一条从建康（南京）到会稽（绍兴）的东往西来的江南道路。此外，唐代文学界还在浙东绍兴一带发现了一条“唐诗之路”，这条路从东晋南朝开始成为文人们创作诗歌的风水宝地，例如僧人道壹就感叹“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王献之赞美“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可见，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空间因素能为地理批评提供非常丰富的资源和素材，而地理批评也能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当然，时代在变化，我们研究文学地理学的手段也会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我注意到您在自己主编的《劳特里奇文学与空间手册》中收录了人们运用GIS技术所做的地理批评，可以请您就GIS这一人文地理学新技术对于文学批评可能产生的影响做一些更为具体的解说吗？

　　塔利：感谢您让我了解到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地理空间，我会对这个问题多加思考。就地理信息系统（GIS）而言，我认为它将大有作为，它将对未来造成影响。但与任何新技术一样，它既有令人期待的可能性，同时又有令人担忧的理由。我相信在使用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人文学科”（spatial humanities）中，人们正在做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例如在不同类型的地图上加载可视化数据）。这次我在浙江大学看到他们做了一个“学术地图发布平台”（Academic Mapping Platform），上面可以看到汤显祖的行迹图，点进去甚至还能看到视频版的《牡丹亭》，它把许多信息整合在一起，做得很好。但我也担心，人们对科技如此着迷，以至于忽略了它所服务的“人文学科”，因此，我对人文学科通过地理信息系统所取得的进步持一定怀疑态度。我发现，数字人文学科中的科研项目大多言过其实，例如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的“远程阅读”项目（他自己也承认，这些项目尽管很有趣，但大部分都是失败的），它们分析的是数据而不是文本，并且，以技术为导向的“解决方案”总是暴露出它们对新自由资本主义的顺从以及（硅谷）唯利是图的混乱风气。如果地理信息系统和其他技术能帮助我们产生更多有趣的阅读方式与写作方式，那样会更好，但我不愿意为了推广数字化而牺牲人文学科。我承认这仅仅是我自己的看法，我对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文学批评或理论在长期内的变革效果仍然存疑，或许它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朱立元：谢谢！感谢您的回答，今天我们的对话就到这里，我们都受益匪浅。

　　塔利：感谢你们，谢谢！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0年第1期。